第七，尊严是肤浅的表象，而非本质，它是人类知觉的一种现象（a phenomenon of human perception），真正重要的是对位格的尊重（respect for the person），而非引发此一尊重的知觉讯号。

[50]参见杨东：互联网金融的法律规制——基于信息工具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第126页。在此基础上，借助算法，企业可以进而对用户的金融需求进行评估和预测，提供量身定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精准营销。

(一)确立适应性监管的基本思路 金融市场具有内在的动态性和多变性，本质上是一种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在此意义上，网络的普及不仅降低了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也降低了提供金融服务的门槛，从而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边界，增强了金融包容性。[55]金融科技的应用则使得这种动态性、多变性和适应性更加突显。[68]参见张程：金融科技存在套利风险，载《深圳特区报》2016年7月28日，第A17版。[36]对照之下不难发现，金融科技从本质上说，完全符合破坏性创新的特征。

[1]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二零一九年三月五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载《人民日报》2019年3月17日，第1版。面对这一新兴事物，金融监管的理念、模式和方法均需相应调整，以便妥善因应。因此，人性尊严的第二原则应当受到限制，使得科学家或医生关于选择权的行使要以不伤害或完善潜在者在第一原则意义上所具有的生命内在价值为前提。

如果承认人类胚胎或精卵细胞本身带有潜在性的位格，本身具有尊严，那么携带严重遗传缺陷的基因将来会使得一个完全的位格人在某种意义上丧失自主性、理性能力或选择的可能性，这样就很难讲他或她过的是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受此影响，和生命伦理有关的许多公约或宣言也都体现了尊严原则。一方面，对现有的人来说，自主性的行使或人的自主决定不必然意味着是好的，而会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三是以Pinker等生命伦理学者的观点为代表的尊严愚昧论，即尊严是一个有害的概念。

在总结自由派学者看法的基础上，孙效智全面批评了这些主张。第三部分重在分析胚胎的道德定位，主张生物人与位格人的同一性。

在这一点上，先进的基因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本身要经得起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考验。对此问题，李震山的倾向性则是比较明显的，尽管他也并未详加论证。为了使这一考察更具针对性，我们先看一下我国宪法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然后在论文的最后一部分再转向讨论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宪法学者对该事件的不同态度。第七，尊严是肤浅的表象，而非本质，它是人类知觉的一种现象（a phenomenon of human perception），真正重要的是对位格的尊重（respect for the person），而非引发此一尊重的知觉讯号。

我们要在道德意义上探讨胚胎甚至受精卵有无道德尊严的问题，就必须先界定它们的形上定位问题，即胚胎是否是位格。实际上，Pinker的观点是遵循Ruth Macklin的。前者意味着人类胚胎就是生物人和位格人，只是具有潜在的发展性。另一方面，Macklin和Pinker对尊严的批评是极端而简单的，尽管人性尊严作为一个概念存在着缺陷，但通过适当界定之后，其能够是有用和有效的。

也就是说，潜在者的未来的自主性的实现或完善与既有的人的自主性的实现可能是冲突的。他认为：除非我们确信尊严这个概念对我们理解其他概念既没有扩展也没有修正作用，否则放弃尊严就是不明智的。

在这个问题上实际存在着三种观点：一是认为任何形式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都违反了人性尊严，这是欧盟议会、世界多数国家政府以及国内某些宪法学者的看法。Steven Pinker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发表了一篇题为Stupidity of Dignity的论文，对尊严这个概念进行了全方位的批评。

在论述逻辑上，他以主体性来界定人性尊严，而这里的主体性是指人是理性、自治的主体。她总结说：人性尊严之保障彰显了基本法以个人固有价值、国家以人为本的人性图像，人不能被当成是国家权力的客体。这样就会对道德哲学和法律哲学关于人的理解造成根本冲击，有可能会改变近代以来法律关于人的定义、主体性、自由意志、行为自由、责任承担等问题的理解，而这些方面都是现代性法哲学不证自明的概念基础。诠释性概念意味着，对尊严这个概念存在着不同的解释性观念（conceptions），因此，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可争议的概念（a contested concept）。我国宪法学者一般都倾向于认为，基因编辑违背了人性尊严，因此要严加限制。从历史谱系学的角度看，权利构成了尊严的基础，而不是相反。

这个区分似乎细微，但关系重大。至此，本文完成了两个论证：一是把位格的概念延伸适用到或溯源到人类胚胎，甚至是最初级的胚胎形式。

但是这一论证模式并没有把人溯源到人类胚胎，所以康德式尊严理论并不能在自主性和胚胎的（形上与道德）地位之间建立直接的关联。但从其论述来看，他应该会反对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因为他反对繁殖性克隆、医疗性克隆，甚至反对试管婴儿的技术应用，更何况在对人的改变上更为重大的基因编辑技术。

从概念性质上讲，尊严不是一个自然类概念，而是一个诠释性概念。最后是一个简短的结语。

这样不仅位格要以Pb来界定，而且人类个体也要由Hb来界定。下文论证的目的就是发展一种有意义的位格概念和尊严概念，使得二者能够融合起来共同辩护一种有限度的基因编辑技术的运用。于是结论就是，胚胎是有潜能的位格，而非潜在位格。上述两种具体的尊严理论似乎都是反基因编辑的，虽然二者也许分享了一个共同的理据，即都认为人不能处于手段的地位，人不能被奴役，但二者立场差异很大。

我不会假装说，在这里存在简单的答案：我们学术的遗产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而不是一个在清晰性上取得辉煌成就的观念。蔡宗珍认为，这一规定表明德国抛弃了二战前魏玛宪法的价值中立性立场，明确人性尊严是宪法最高与绝对的价值，即使是修宪权亦不能动摇。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得把人看作是一种工具、客体或手段，国家仅仅是手段而绝非目的，国家的一切行为不得损害基本人权与人的尊严。他不能把人工具化的立场与菲尼斯的观点也有相似之处，基因编辑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有把人工具化的嫌疑。

此外，那一目的也许很好地能让孩子加入一种真切的父母子女交融的关系之中，并有益于他们分享个人的尊严。Griffin认为，应当采取规范的能动性来诠释位格的尊严（the dignity of the human person）。

他把尊严理解为一个事实，即人是一个最值得赞叹（most worthy of admiration）的伟大杰作（great marvel）。正因为基因编辑的对象是人的生殖细胞，所以无论是出于治疗的目的还是增强的目的，这一类型的基因编辑都涉及到人的再造。根据孙效智的概括，问题表现为八个方面：第一，尊严是一个可以随意操弄的主观性概念，无法提供一套客观的标准，这导致尊严很容易被利用以反对任何他们认为违反人性尊严的事情。菲尼斯接着对此作了一个非常好的总结，集中表达了其关于胚胎地位的看法：他或她是一个具有潜在性的生物人和位格人（a human being and human person with potential），而不只是一个潜在的位格人或潜在的生物人（potential human person or potential human being）。

因此，世界各国对基因编辑的官方态度都是非常谨慎的，基本都禁止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不允许以生殖为目的对人类胚胎或者受精卵进行基因编辑。他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到其对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态度，但从他对人性尊严的极为重视可知，他对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运用是持极为谨慎，甚至是反对的态度。

这又涉及到两个问题：什么是位格?人类胚胎是不是位格?当代生命伦理学关于后一个问题的争论又分成两派：传统派认为生物人与位格人在时间上是同一的，人存在则位格存在，二者相始终。这种意义上的自主性的完善属于基本能力（basic capabilities）或条件的完善，是达到一般健康人的水平的完善，而不是任何增强意义上的完善。

虽然孙效智最终的观点是强势而保守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他大量的工作是对胚胎本身的性质进行定位，抛开最终的结论，关于胚胎的定位本身对于讨论基因编辑来说却可能产生不同的论证效果。此外，它的第二个原则，在缺乏确凿的危险性证据时，也禁止阻碍那些自愿引领这一努力的科学家和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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